最近，一个经济现象引起了高层罕见的批评，这事儿非同小可。在最近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，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了这个级别的会议，上次还是2015年，开启了棚改货币化、土地财政、房价大涨的时代。所以，大家本来预期这次会议能给房地产注入强心剂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
几天后，会议内容公开，高层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批评，这可不常见。他批评的是亲自点拨的新质生产力，会上直接发问：现在一说上项目，就是那几样——人工智能、算力、新能源汽车，难道全国各省都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吗？
然后，他从“按规律办事”的角度，统揽了产业政策全局，强调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解决不懂装懂、自以为是的问题，防止出现拍胸脯、拍脑瓜、拍屁股的“三拍干部”。他还提到，西方工业化走了几百年，我们只用了几十年，深层次看，我们的工业化短板还很多，要花时间去补；城镇化也是这样，不能光要面子，里子不行，不要搞急于求成、急功近利的事情，有些事情要打攻坚战，要久久为功。
“小而全”、“大而全”的老问题
其实，不管是讲产业政策，还是讲产能过剩，一个老问题始终存在，那就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就一直出现的“小而全”、“大而全”问题。
什么是“小而全”、“大而全”？
就是当时各地都想上马新的工业项目，比如彩电、冰箱、装备等等，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彩电厂、冰箱厂。结果呢？产能断然过剩！现在呢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厂、光伏厂、算力中心，那当然也会严重过剩。
这种批评确实罕见。第一，新质生产力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；第二，产业政策一直被当做我们的巨大优势来看待。那么，这次高层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，批评各个城市搞“小而全”、“大而全”的新质生产力项目，是不是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向？
转型信号已现
转型信号是有的。上半年，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，工信部和发改委就开始清查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战，现在价格战已经偃旗息鼓，比亚迪、特斯拉的价格都在上涨。而且，像比亚迪的工厂，还停止了产能扩充。工信部还在清查新能源汽车的补贴。这些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极大转向的重要信号。
上半年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.8%，远低于官方公布的GDP上涨速度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似乎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转变。
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？
这个词大家肯定听过，这是高层从2015年11月提出的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药方，包括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过去以基建和房地产为主的产能，转向所谓新质生产力，也就是“中国制造2025”计划里的那些产能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产能过剩的新质生产力领域，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领域。
最近出现了很多政策，包括上半年对于新能源汽车价格战的遏制、清查新能源汽车补贴，以及高层最近的批评，是不是代表中国经济要从供给侧的结构改革，真正转向需求侧呢？
最近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突出需求侧的政策，比如以旧换新的补贴在很多城市落地，公务员体系十年来的首次普涨薪资，今年上半年消费金融的大踏步进展，还有各地提供的各种育儿补贴。
似乎有很多突出需求侧的政策。那最近有没有供给侧政策呢？其实也有一个，比如1.2万亿的雅鲁藏布江水电站。但除此之外，我们大部分的动作都在需求侧。
供给侧改革还能走多远？
中国真的要放弃供给侧结构改革，转向需求侧的结构改革吗？有没有这样的意愿？以及，这件事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？我认为不仅有可能，而且很可能现在的情况就是不得不更换了。
为什么不得不更换？
第一，供给侧结构改革，从产能供给的角度进行经济改革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：中国历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，都是淘汰落后产能，用新的产能提供供给。2015年那次，就是淘汰钢铁、水泥、玻璃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房地产（虽然之后又搞了棚改货币化）。
上次我们找到了新的产能：风电、光伏、新能源汽车。新能源汽车是所谓“工业皇冠”，产业链非常长，产业布类非常多，能够拉动大规模的产业需求。所以我们下重注在这个赛道。
但是，如果今天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严重过剩，过剩到不可能再扩产能，请问真正能够成规模的新供给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再走供给侧的老路，你一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，更换新产能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最新的领域产能都已经过剩了，还能做什么？
现在可能只有一个领域可以爆发，就是AI的数据中心。美国现在也开始进行AI的数据中心大基建。但中国现在做AI数据中心大基建，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买不到美国最先进的芯片，而且华为本身的芯片产能和效率都还存在一定问题。所以，如果现在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去，买英伟达的芯片，或者买华为的芯片，这个钱花得非常不值。
如果要再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老路，已经没有任何成规模的大领域能够来提供新产能了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。
第二，很多人说，中国上半年的出口有奇迹性的好转。但出口存在一种不可能的三角：中国的出口增长、中国的倾销，以及国外对中国的关税，这三个事情不可能同时存在。你要么出口快速上涨，国外没有提高关税，那么你就要去遏制自己倾销产品的出口。这样才可以保留其他布类。中国现在是不是倾销布类，像光伏、新能源汽车出口是在增长还是下降？
如果你出口上涨，而且上涨部分是倾销的，那么其他国家对你的关税就一定要增加，包括中国的友邦。要么你保持倾销，关税不变，那你出口量整体就要下降，出口的增长就有问题。
在中国解决出口问题和解决过剩产能倾销之间，本身就存在矛盾。
我们既没有新的产能能够供给，也不可能无障碍倾销到国外，房地产也出问题，基建也出问题，而且房地产价格下跌，居民的财富效应也出问题，消费就更糟糕了。
第三，人口结构困境。
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内需本来就很差，而且现在内需面临一个人口结构的困境，那就是老龄化加少子化。因为老龄化加少子化，越往远端走，社会需求越低。劳动力供给减少，社会的增长速度就会放缓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会下降，工资都会陷入更持续的通缩。老年人口里真正具有消费力的人非常少，因为我们特别糟糕的养老金制度。7亿农民未来能拿到的养老金，一个月一两百块钱，这个是不可能有内需的。
这导致一个困境：中国还能够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这几年时间里，如果不把需求刺激起来，等到7年之后，整个中国的内需还会结构性的下滑。刺激中国的内需，确实存在一个时间窗口，可能就是10年时间。这10年如果把内需拉不起来，以后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差。所以，中国现在可能需要在人口结构困境萎缩之前，去刺激这样的需要。
并不是我们想要去切换到需求侧的改革，而是不得不被动进行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过去有多依赖投资拉动经济，现在可能就有多依赖消费、多依赖需求侧来拉动经济。
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，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选择。
需求侧改革，体制是最大阻碍
中国现在的体制，又几乎不可能成功。对于这种经济转轨，整个政治体系就像人类体内的免疫细胞一样，对它是有排异反应的。
什么是经济制度重塑？
有很多人把中国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，就是国家和资本有一个共生体。这个共生体是这么运转的：
居民储蓄，我们储蓄率很高，绝大部分放在国有银行。国有银行就可以把居民的储蓄，低息贷款贷给国企、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民营企业，比如比亚迪和华为。然后，这些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，投资创造的财富，再通过居民储蓄进入国有银行，实现一个财富的闭环。
居民端在这里面提供的，根本就不是消费，而是储蓄。是谁支配这些钱呢？不是居民通过消费支配，是国企、地方企业、城投公司和国家关联的民营企业去进行消费。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模式，是从计划经济开始政府就最擅长的，而且是政府权力最大化的。居民储蓄是不得不为之，但这个财富的支配完全是政府进行。所有财富支配的环节都可以寻租，也都是一个权利的具体体现。
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也是这个模式。但如果要搞需求侧的结构改革，这个钱就要贷给个人了。居民的储蓄从国有银行出来，国有银行要把这个钱重新还给居民，通过信贷等方式促使居民进行消费。
过去，整个财富体系是从国家的一个部门，国有银行进入到国家的另外一些相关部门，包括国企、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，和地方政府关联的民营企业。也就是说，过去这个模式，政府或者说觉得非常舒服，因为整个资源是在体系内左手倒右手。
但是，需求侧结构改革，就不是从一个国家部门到另一个国家部门，而是要把这个钱重新给到个人。国家要退出资源分配领域，它当然不愿意！这是政治体系对于需求侧结构改革有排异反应的根本原因。
其他国家因为某种程度上的市场化，如果真的出现通缩、出现经济危机，他们是能够相对比较快速的刺破泡沫的。但我们有非常强力的国家能力，来阻止金融体系的硬着陆。国家可以通过窗口指导，指导国有企业去强行组织企业破产，把坏账延期、展期，来阻止市场的自然出清。包括，国家可以强力维持资产价格，比如楼市和股市，强力要求地方的国有企业去维持土拍价格等等。
这些钱和资源明明都可以用到需求侧，但因为国家不愿出问题，有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在里面，整个经济活力都在被国家精心管理。10万亿的化债，很明显也没有进入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，全部用在阻止企业破产、阻止地方银行破产、维持资产价格、坏账延期上面了。我们错过需求侧结构改革的最佳时机，而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
虽然中国过去有多么依赖供给侧，今天其实在经济上都有多么依赖需求侧，但是，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，又无法能够很好的来进行需求侧的改革。
外卖大战：需求侧枯竭的缩影
最近，外卖送餐大战打得如火如荼，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正常的商战，它更能体现中国需求侧的枯竭。这场大战，是京东突然进入外卖领域打起来的。京东为什么想突然进入外卖领域？是因为京东获客能力下降，获客成本太高，希望能够把过去用在广告和获客上的钱，用在外卖领域，通过这种方法获客，用外卖拉动主站流量。
这场外卖大战，直接把饿了么的市场份额打到跟美团比较接近的地步。美团绝对是被动加入的。这场外卖大战看上去是卷外卖，其实卷的是电商平台，是京东和阿里的电商平台之争。
这场外卖送餐大战，也是整个中国餐饮行业恶化的一个体现。明明要去线下堂食的人，也开始点外卖。过去各个城市以线下堂食为基础的中档餐饮，现在怨声载道，可能要活不下去。而那些做外卖的店，也很难活下去，因为为了卷这场外卖大战，京东开始自营外卖店，计划三年内建设1万家七鲜小厨。
从抢电商平台的流量资源，到抢外卖市场，外卖送餐大战既是行业生态恶化的体现，也是需求侧逐渐枯竭的体现。
从高层的角度来讲，中国一定是既要做好国内循环，也要做好国际循环，既要做好供给侧，也要做好需求侧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。首先，钱是有限的，投给雅鲁藏布江大水电的钱，就没法发给居民。现在，很多地方的消费以旧换新已经枯竭，因为消费以旧换新不是国家完全出钱，地方财政要配钱，但地方财政配不上。
而且，供给侧很短期，不管是拉动就业还是拉动GDP，都很短期。需求侧太长期了。更根本的是，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是不能同时进行的，因为供给侧改革其实是压缩需求的。它有一个恶性循环逻辑：
供给侧结构改革——>产能过剩——>企业降价——>企业利润下滑——>裁员或削减劳动者收入——>削弱需求——>产能更加过剩
中国不能老老实实做这个需求侧改革，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国家总体安全观。国家总体安全观要求中国一切科技都要自主，AI、半导体、核电、航天都需要突破。这就需要政府大量的投资。
国家总体安全观就是国家总体供给观，只有国家超规模大规模供给，才有他们脑子里设想的国家总体安全。这也是我们这么喜欢供给侧的一个原因。
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导致高层去批判各个城市做产业政策，因为我们不得不做需求侧结构改革了，但做不到，所以经济就卡在这儿了。
改革深水区，何去何从？
中国已经被动地必须放弃供给侧改革，进行需求改革，但是，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现在的政策来讲，我们根本做不到需求侧结构改革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真正到了改革的深水区，需要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问题了。
如果不动，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。